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,见其感慨激烈、愤郁不平之气,勃勃不能自抑。以为君子之处世,轻重之衡,常在于我,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,而身与之迁徙上下。设不幸而处其穷,则所以平其心志、怡其性情者,亦必有其道。何至如闾巷小夫,一不快志,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?盖孔子亟美颜渊,而责子路之愠见,古之难其人久矣。
已而观陶子之集,则其平淡冲和,潇洒脱落,悠然势分之外,非独不困于穷,而直以穷为娱。百世之下,讽咏其词,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。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。推陶子之道,可以进于孔氏之门。而世之论者,徒以元熙易代之间,谓为大节,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。夫穷苦迫于外,饥寒憯于肤,而性情不挠,则于晋、宋间,真如蚍蜉聚散耳。昔虞伯生慕陶,而并诸邵子之间。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,予又今之穷者,扁其室曰陶庵云。
译文
我年少时喜欢阅读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看见文章的内容情感愤激、充满了愤恨抑郁不平之气,这种情感十分激烈,难以抑制。我认为君子处在这个世上,对于事物加以权衡的标准、尺度,始终在于自己的个人情感,决不应该因为一时的遭遇,或自己处境的变化而改变。假设不幸处于困窘的处境,那么利用这种处境使自己的心态平和,性情得到愉悦的人,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方法。哪里会像那些道德修养不高的普通人,一旦外界的环境不符合他的心意,悲伤哀怨憔悴的神情就会表现在眉宇间?孔子常常赞美颜渊,责备子路的恼怒,从中可以看到古人能做到平其心志、怡其性情也是很困难的。
不久前我看了陶潜的文集,文章中
涉园者,予兄己未觞槎庵来先生请名之者也。庚午构堂一、亭一、穿池二,余乐记之。
予忆先生名时,众以为仅取诸“日涉成趣”之义也已。予能广其意,当不是乎止也。忆余十岁,兄十五岁时,读书园之前搴霞阔中,日爱园有七樟树,经纬之以桑柘,绮绾之以蔬果,幽旷若谋而成,高下咸得其所,谋为亭馆以居之。遂因其地势之幽旷高下,择其华木之疏密高卑,又非嘉木异卉不树也。一日而涉焉,或树一花木;一月而涉焉,又树一花木。一日而涉焉,或去一花木;一月而涉焉,又去一花木。至于其先必以为咸宜不改而植之,历十余年,枝干荣茂而可观,根本深固而不拔者,必树之去之,务与其地之相宜而止。为屋则楼阁、堂轩、廊窗、亭牖、露台、曲房,图画规制,凡数十改易,务与其树之相宜而始定。凿池则倏东倏西,随开随塞,变田成溪者十余度,务与其地与树之相宜而后成。此非涉之之久陈迹不留新意自启能若是乎哉?
夫园,细事也,能作园,末技也,不日涉则弗能为,良学固可弗日涉乎哉?故日涉经史、涉古今,予愿从兄坐此园也。深惟其涉之之义,而细察其涉之之效,种德乐善,文章用世,朝夕孜孜焉,能如其精择迁改,动与时宜之为善也。然非日涉经史、日涉古今,能乎哉?予愿从兄坐此园也。